鱼书雁帖丨《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札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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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保有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和种种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这是一个历史的借鉴和经验教训，希望大家可以从本篇读书札记中获得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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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脉络梳理

1805年的法国，那是拿破仑的时代，他让法国人享受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难得的安稳，尽管国外还是一片战火纷飞，但拿破仑始终能化险为夷。此时，一个男孩在巴黎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呱呱坠地，他的名字叫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家族中有两位先人的光辉事迹令托克维尔深感自豪，其一是一位名为克雷莱尔的祖先曾跟随威廉公爵征服英国，以至于托氏认为战争是中世纪所有贵族的起源；其二是在母亲的家系中还有一位曾担任高等法院大法官的曾祖父，名叫马勒泽布，因此托克维尔又与高等法院中的穿袍贵族有很深的情感渊源。

什么是穿袍贵族？难道是以衣服种类划分贵族阶级？非也，这是法国贵族的一种类型。在法国，传统贵族一般分为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两类。佩剑贵族，不是戴把剑就是贵族，而是因为他们最初以战争为业，用剑来保护国王；而担任法官职业的贵族因身穿长袍，所以叫做穿袍贵族。二者主要区别就在于穿袍贵族有少数是世家贵族，多数是受封贵族，他们一般要在国家机关服务20年才能正式获得封号或者是直接花钱买。随着官职买卖在路易十四时期流行，花钱跻身贵族特权阶级的资本家就是所谓的受封贵族，绝大部分是进入穿袍贵族的行列，却并不受传统世家贵族阶级之待见。正因为不愿与自己同时代的新贵族阶层同伍，托克维尔拒绝接受从父亲那里继承贵族头衔。

基于祖先的光荣历史和贵族世家的自由天然美德，他一方面热爱自由并怀念中世纪，怀念领主能像国王一样统治其领地居民的时代；另一方面，他又受高等法院理论家的影响，如孟德斯鸠，认可“以贵族为主要代表的社会自治团体才是对抗绝对王权主义的自由堡垒”之类的观点。

《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两本代表作让人们记住了他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包括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这头衔值得一提，在当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头衔的份量堪比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托克维尔年仅36岁就获得该头衔。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不想当政治家的历史学家不是好法官助理。青年时期的托克维尔因家族影响而成为一名法官助理，后来发现自己对法官职业不感兴趣。这时候的他也是个热血青年，欲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于是借工作考察机会出游美国、英国等国家，回国后还撰写了政治制度考察心得。[1]参见拉里·西登拓普：《托克维尔传》，林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然而，想象很丰满，事实很骨感。自1839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以来，托克维尔曾在二月革命后参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还一度担任过外交部长职位。尽管在政治方面投入大量精力和热情，他的从政生涯还是十分坎坷。国内革命随时可能爆发，旧制度看似被摧毁却卷土重来，正如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在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之后发动政变并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现实与托克维尔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2]参见托克维尔：《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既然现实如此残酷，特别是在经历了第二共和国民主政治实践的挫败之后，托克维尔索性辞职不干了，回到书斋去思索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出路何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时期酝酿而成。

在深入这本书之前，不妨铺垫一下与本书内容相关的历史信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国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舆论。

（一）法国的政治结构

大革命之前法国的政治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封建割据君主制、等级君主制、绝对君主制。封建割据君主制类似于咱们历史上西周时期实行的分封制，君主管辖地方各个诸侯，而诸侯的附庸实际上并不受君主约束，眼中只有诸侯等地方势力代表。所以，法国君主在封建割据君主制时期名义上是“君主”，实际上仅仅是贵族阶级中的“第一贵族”。但是在1302年，君主腓力四世因为向教会增税的问题与教皇冲突，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本次会议还允许第三等级（当时主要是某些大城市的资产阶级代表）参加。不出意料，这次会议使得腓力四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起到了加强王权和削弱教会实力的效果。从此以后，国王一遇到困难，主要是没钱花了，就召开三级会议号召国民支援国库财政建设，而且第一等级（教士）和第二等级（贵族）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由国王直接选定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也由国王传召，而且只限于某些城市。因此，中世纪时期的三级会议实质上是法国国王用于增加新税和扩张王权的工具，这便是国王与等级会议制结合在一起的等级君主制。从16世纪开始，法国政治体制逐渐向绝对君主制转变，即君主无须对臣民负责，他的权力不容分享，臣民没有拒绝服从的自由。绝对君主制的兴起和强化与法国近代史上的历次大动荡有关，比如16世纪40年代因加尔文教在法国开始传播引发了法国宗教战争，南北部大封建贵族们陷入长期内战中，直至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宗教宽容的南特敕令，才结束了已持续30多年的宗教战争。鉴于宗教战争引发的混乱，法国政治思想家博丹提出了主权论，提倡国王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权威应超越和统领各个教派。理论与实践的需求推动了绝对君主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所以，以君主的权力为代表的旧制度之集权在1789年大革命爆发前呈现逐渐加强的趋势，与之配套的便是执行统治者意志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而贵族和教士阶级的政治权力逐渐减弱。尽管如此，地方自治力量和贵族的政治特权在法国依然广泛存在，即封建残余依旧随处可见。

（二）法国的社会结构

在旧制度时代（旧制度是指1789年革命之前的大约三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主要体现为绝对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和封建等级制的社会制度），不平等和差异是法国社会的显著特征。国民们被大致划分为三个等级：教士、贵族、第三等级。但这种等级划分也掩盖了等级内部的许多矛盾。且说教士阶级内部，高级教士与底层教士之间的差别非常大。高级教士全都是贵族出身，支配着教会的各种收入，却极少将教会收入用在济贫、教育等方面，这些本属于教会的社会责任；底层教士绝大多数是平民出身，主持教会日常工作，但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生活仰赖高级教士之鼻息。这种教会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之大直接导致贫富差距显著，而教会实质上分裂成不同利益群体也不足为奇。贵族阶级内部也是暗潮汹涌，自从路易十四时期认可官职买卖交易的存在之后，许多资本家用金钱谋得一官半职、跻身特权阶级，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获得贵族头衔，这类群体构成了新贵族阶层，他们享有与传统贵族一样的免税特权，但始终不为传统贵族所待见，二者始终存有隔阂。无论是教士阶级，还是贵族阶级，他们都与第三等级的平民们保持着距离，因为两个特权阶级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承担相应责任并享有等级特权，在交出领地管辖权等自治权力之后，他们仅仅保留了金钱特权，这让第三等级的被剥夺感愈加强烈，所以不需要挑拨离间即可令法国各个阶级之间的离心力愈加强大，民众们不在关注公共事务，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坐收渔翁之利，全国犹如一盘散沙。

（三）法国的经济状况

资本家从何而来？那就得回顾下十八世纪的法国经济发展状况。当时的法国虽然仍是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国家，但是大规模殖民地贸易的刺激和局部的初步的工业正缓缓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催生一个以本金利润或地产收入为生的食利者，这就是广义上的资产阶级。有钱了也不闲着，资产阶级凭借财富和文化逐渐占据社会头等位置后，开始不断寻求跻身特权阶级的机会，而此时路易十四又放开了官职交易市场，买家卖家达成合意，何乐而不为呢？

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着思想文化舆论方向的改变，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发生于17-18世纪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在法国达到高潮。这次思想文化运动猛烈批判了天主教会，从而抨击君主专制的弊端，并积极宣扬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价值观，强调人的理性的重要性，乃至世间万物“都要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启蒙运动学者们提出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对抗宗教压迫，用真正信仰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进而建立新的政权。

言归正传，直到《旧制度与大革命》酝酿乃至完结期间，托克维尔见证了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以及路易波拿巴二世通过民选上台最终发动政变恢复帝国体制。看到政治制度出现历史性轮回，托克维尔不禁思忖：为何旧制度中的中央集权体制始终僵而不死？为何法国人民在面临选择时首先抛弃来之不易的自由而如此热切盼望平等，哪怕是奴仆式的平等？法国大革命意义何在、根源何在？这些也构成了那个时代亟待回应的主题，即：法国大革命是什么？它从何处来？它将到何处去？

揭开本书的面纱，它讲的就是“是什么、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个主题。

托克维尔通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认为1789年大革命不是革法国历史传统的命，而是继承了法国最古老的传统，是一场为中央集权体制发展扫清障碍的政治革命。 [3]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张芝联、桂裕芳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法国大革命源于旧制度，为此只有溯及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君主们的治国方针及其政策措施、社会舆论民情变化等等各个方面，才能获得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细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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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著知识导入

请看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标题便是我们今天读书会分享的主题：托克维尔眼中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有着什么不可不知的秘密？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产生于旧制度，并继承发展了旧制度。

要提炼出本书的总观点，我们需要理解本书的4个高频词汇和2条基本思路。4个高频词汇分别是：旧制度、大革命、中央集权、自由。两条基本思路则是：其一，旧制度是如何孕育了大革命？其二，大革命继承发展了大革命又是如何体现的？[4]参见高毅：《<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且看四个词汇的含义：

第一，旧制度，主要是指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一种存在了两三百年的号称“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体制。而绝对君主制是一种类似于秦始皇废分封制设郡县的中央集权制度，目的和作用就是加强君主权力和权威，实现对全国各个地方的垂直管理。

第二，大革命，特指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一般以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为开始标志和时间点。

大革命中的“革命”，其含义又是什么？从语言的演变也可以看出时代变迁的趋势。一位名为玛丽吉尤木的历史学家，通过比较分别在1571年、1664年、1691年和1782年印行的四个马基雅维利某作品的法文译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571年的版本中没有出现“革命”一词的痕迹，1664年的版本出现了一处（1664年正好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1691年版本出现了2次，而在1782年版本里，“革命”这个词突然出现了多达25次。[5]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在此之前的法语里，“革命”一词似乎只有与天文学意义上的“公转”“循环”的意思，反映的是一种古老的人类事务的轮回观。但在马基雅维利该作品的译本中，革命却具有了人类生活的各种多变性和不稳定性的含义。而1694年出版的《法兰西学院辞典》则指出，革命一词表明“命运以及人世间事物中的波动和巨大变化”。总体而言，革命一词在这里贬义色彩极重，象征着安定状态的被打破，犹如洪水猛兽般令人畏惧。

这层含义的背后，自然少不了专制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们有意无意地为“革命”一词涂抹上消极色彩的努力，原因便是为了维持国内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在旧制度时代，御用文人们还经常只写其他国家的革命史，回避本国的革命史，仿佛法国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因而在两相对比之下衬托出法国专制制度的“优越”和“功绩”。

这种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启蒙思想家们则为“革命”的咸鱼翻身做足了理论性工作。比如伏尔泰，在他的一篇论文里面，革命一词出现了63次，其中12次是被用来指称由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精神的进步，并常常被冠以“正当的”“严肃的”“伟大的”等带积极色彩的形容词，这样，革命一词算是第一次被赋予进步性色彩。就这样，革命一词，在启蒙思想家的笔下，逐渐成为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前进进程”的代名词。

第三，中央集权，在本书中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央行政集权，就是说纯属地方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针对这个概念在本书中没有详细解释，我参考了托克维尔的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第一部分第五章中对这个概念的阐释，即托克维尔明确区分了两种中央集权——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政府集权指的是全国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类似于美国的联邦体制；行政集权则是纯属地方性事务的领导权集中到中央，类似于中国秦朝的中央集权制。托克维尔爱的是政府集权，恨的是行政集权。二者的差异以及分别引起他爱憎之情的原因会在后面结合文本探讨。

第四，自由，freedom，通常是指政治自由，包括所有社会成员的参政议政权利、言论、出版、结社、思想等自由。托克维尔对这种自由爱得深沉，因为他认为唯有能够享受这种自由，人们才能成为情操高尚、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在一个有大量公民存在的社会里，大家才有理由去期待社会进步和转型是温和的而不用承受暴力手段的震荡和痛苦。

介绍完四个关键词，那么我们不妨顺着下面2条基本思路去思考、去分析本书的具体内容。

（一）旧制度是如何孕育了大革命

换个说法，大革命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三个主体一台戏，我们来看看本书的三个主角，分别是：君主、特权团体、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商贩等普通民众）。三个主体在作者笔下如何演绎各自的历史角色的呢？

1.君主。法国君主在旧制度时期致力于加强王权，为自己争取到更大权力的同时也促进中央行政集权制的形成，其中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达到一个高峰。路易十四有个外号“太阳王”，即是说他在位时间之长，以及他是权力的中心，他的名言便是“朕即国家”。加强王权不是一步到位，它是法国几代君主苦心经营才逐渐达到这个目的。想知道君主权力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的，我们需要将目光移到法国的中央行政集权体制。在本书中出现与这个体制有关的词是“中央集权制”，但是结合全文论述的语境，我认为是指中央行政集权体制。在托克维尔看来，中央行政体制破坏了地方性的自主政治生活，导致一系列恶果；而中央政府集权则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为统一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回到书中，我们追随作者的思绪来分析下中央行政集权制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具体原因有如下几个：

（1）保留贵族、三级会议省、自治市镇、农村教区等中间团体的古老名称和荣誉，但逐渐剥离其权力。就说贵族吧，相比较于以前割据一方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17世纪以来的贵族们不再为管理自己领土内的居民而操碎了心，多数贵族每天汇聚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里面吃喝玩乐，争相讨好路易十四国王，以国王之乐而乐，却不知国王以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而乐。

（2）确立起一个由国王任最高行政长官、御前会议充当最高行政委员会（只对国王负责），由总监（管理王宫内部事务）—总督（管理各个行政区，相当于省长）—总督代理等不同层级的行政官员构成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官僚体系。这些机构各司其职，御前会议决定着国家一切重大事务，比如它是最高法院，又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还拥有立法权，讨论制定大部分法律并可以决定分摊捐税事项。职能如此强大的机构唯国王是从，因为这是国王一人进行决断，很像中国清朝雍正时期设立的军机处。上述例子只是王权独大的缩影，而这一行政官僚体系也实现了对法国各地大大小小事务的垂直全面管理，听听这两个例子：其一，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的喜庆活动要由总督主持，由他下令点燃灯火，为房屋张灯结彩；其二，有一位总督还给一个民众团体给出20法郎的罚款单，理由是他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缺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实际上控制了城市的一切事务，无论巨细。

（3）设立行政法庭，逐渐架空普通法庭和高等法院。为什么国王对普通法院这么“关心”，因为当时法国法官们是终身任职制，国王们无法左右法官的命运，也不能将其撤职或调离。为了不让独立于政府的法院坏了国王的“好事”，国王便创立一种依附于他的法庭，即通过御前会议从普通法庭中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御前会议自行处理。当时就有这么个案件，桥梁公路工程局的一位包工头被一个不堪其虐待的农民控诉，按理说应该由普通法庭管辖，但是御前会议介入直接审理，仅仅是因为害怕如果由普通法庭审理将会引发更多人由于仇恨官员而起诉，会影响桥梁的修建。说白了，只要涉案人员只要与政府由一丝一缕的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托克维尔对此有一番经典论述：时代不断为中央政府开辟新的活动范围，法庭则缺乏灵活性，跟不上政府；新的案件层出不穷，它们在法院中却无先例可循，与法院的常规格格不入。社会的飞跃发展每时每刻不断产生新需求，而只有政府能满足这些需求，于是需求便转化为政府权力扩张的新源泉。

如上所述，贵族等中间团体的驯服乖巧、司法权被逐渐架空，就像中央行政集权体制这辆自行车车柄两边的刹车因年久失修而失灵，国王骑着这车一路狂飙，渐渐失控。

2.贵族，也是所谓的特权阶级。前面说到国王的戏份在增加，因为他抢了以贵族为代表的地方政治力量的戏，此话怎讲？且看贵族，在被国王“杯酒释兵权”之后，还保留着金钱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看官注意，矛盾就出于此：贵族们只享受着免税权和一系列金钱特权的同时却不再承担先辈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困、处理公务等责任，终日簇拥着国王阿谀奉承却远离自己管辖区域的群众，那法国群众还能怎么看？四个字：要你何用。阶级仇恨是一块土地，贵族在这头，农民在那头。在17、18世纪，法国早已废除农奴制，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那不应该翻身农奴把歌唱吗？非也，法国农民在变为土地所有者后才发现自己须承受来自以领主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和以教区官吏为代表的政府的双重剥削，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却无利可图，自身利益受损害却无人为之主持公道，因为贵族们在国王面前露个脸都不容易，自然无暇顾及农民的呼声。

想象一下，假如你是18世纪的农民，你的生活是这样子[6]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张芝联、桂裕芳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你用毕生积蓄购买一块土地，要先交税给邻近的地产主，即贵族。终于获得一块土地，你正考虑着种啥比较好，你还来不及刨土播种，那地产主又强迫你为他们无偿干活。你还得时时提防自己的种子不被那帮地产主的鸽子所糟蹋，在河流渡口还得交通行税。秋天丰收，来到市场，你又遇到那些人，得先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的粮食。回到家中，你打算食用剩下的麦子，却不得不到那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不管你做什么，处处都有这些令人厌恶的贵族挡道，谁不烦、谁不气？

教士阶级亦属于特权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士阶级和贵族阶级可谓是难兄难弟。依照法律，教士阶级的等级高于贵族阶级，是王国的第一等级，因为他们是王国共同体精神幸福和道德标准的守卫者。这就决定作为尘世间领袖的国王与作为精神领袖的教会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只不过随着君权的逐渐加强，教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宁愿成为国王加强集权的马前卒、桥头堡。教士，尤其是教区的教父。作为尘世的地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在这个即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着最享有特权的地位，因而更容易激发民众的反感愤怒情绪。除此之外，教会还负责监视法国思想动态、查禁作品，既阻碍又推动了启蒙革命家们的事业发展，阻碍好理解，推动又是怎么回事？当时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凡是教会查禁的作品，该作品和作者反而更出名。比如狄德罗，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写了一本著作《百科全书》，这书被教士们逐条审查并指责该书为“异端”，但法国民众因此更好奇了，争相阅读，以至于巴黎的贵族妇女们将《百科全书》摆在自己梳妆台视为一种时尚，最后还惊动了路易十五下令查禁。好玩归好玩，我们要看到关键之处在于：教会之所以被启蒙思想家们视为首要障碍，就是因为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伏在文学之中，而教会又是负责管理这一块，反对教会便顺理成章了。这是教会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

总结一下，那就是贵族和教士组成的特权阶级只享有金钱特权却不再积极承担责任，渐渐脱离群众、成为法国经济发展的寄生虫。

3.法国的第三等级。所谓第三等级，包括商人、农民、金融家等等无权无势的布衣平民。18世纪，对于法国第三等级的每个人而言，他们面临着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央集权政府开始施行改革，经济趋于繁荣、专制趋于温和。比如税务部门不断减免捐税并增强赈济功能，比如国王为了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而增加所有基金，甚至于1776年御前会议判决国王因为王室狩猎毁坏农田而需要对农民进行赔款，国王路易十六还亲自撰文论述了赔款方式怎样做才比较简便；然而，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民众们感受到负担的税务逐渐减轻的时候，他们会发觉原来之前的压迫是多么不合理以及自己还是要承受诸多税种，他们期待政府会继续大刀阔斧改革减免税务；当民众们想发财致富时，他们发现政府已经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和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于是与政府有金钱关系（比如购买国债）、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期待政府会及时兑现承诺。但是政府一方面改革速度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另一方面又因为财政管理不善而欠下巨额债务，千家万户的私人财产损失以及发财欲望被扑灭，这就令他们忍无可忍。这就是著名的托克维尔悖论，大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而且繁荣加速革命的到来。

以上就是对旧制度背景下三个历史主体的简要介绍，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感受到在中央集权体制形成过程中三个主体的矛盾时隐时现？似乎这还不足以说明旧制度是如何推动大革命的爆发，因为中间还差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这个中央集权体制究竟导致了哪些恶果？且看下文分解：

1.法律流于形式化而不被重视。比如，国王在1757年颁布一个宣言，宣称凡是编写或印刷出版涉及反宗教或现行制度的人将一律被处死，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时代正是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备受推崇的时代。这种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法律没有多大变化，但是政府却为了办事方便而允许人们援引例外，悄悄将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解释，以至于人们维持生活秩序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意愿，法律便遭到蔑视。

2.政府取代了上帝。刚刚提到的主体权势的变化动态，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团体急剧萎缩，最后导致全能型政府出现，人们遇到一切事情首先也是唯一能想起来便是政府。18世纪的法国屡屡发生饥荒，而各个财政区的居民全都求助于政府的代言人——总督，人们将贫困归咎于政府，甚至认为季节气候异常也是政府的错。当政府成为社会机器运转的唯一动力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后，中央集权制能轻而易举地恢复壮大。

3.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锐化而分裂社会。由于政府权力取代地方政治力量，地方不再有自主的政治生活，公众们也不再有在公共生活中互相沟通协调的机会，人们争相逐私利而忘却古老的急公好义精神，所以在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和冷漠，简直是一盘散沙。正如前面社会背景里面所提到的，三个等级之间界限明显，等级第二、第三等级各自内部又出现间隙，就像资产家通过经营积累财富并努力利用贵族授封制度进入特权团体，但是这样的新贵族既因为脱离第三等级而被民众嫉妒厌恶，又为旧贵族们如托克维尔所待见，托克维尔甚至通过放弃继承自己老爸遗传下来的贵族头衔，以示不与某些新贵族同流合污。这种局面的确是君主所乐于见到的，这样就不构成对他王位的威胁，然而另一个负面影响也被忽略，那就是政治和解可能性更加渺茫，暴力流血难以避免。

4.文人政治盛行。18世纪的法国作家们针对国内特权泛滥、社会制度纷繁复杂而又效率极低的现状，热衷于撰文谈论社会的起源、公民的原始权利等问题。这些作家极少有参政议政经验，却能动辄写出大部头著作去阐发所谓理性的法则，毫不掩盖对旧事物和传统习惯的厌恶之情，他们擅长于用精致的文字去描绘理性社会的未来蓝图，不禁让普通民众乃至贵族内心充满憧憬，而现实世界却又让读者们倍感辛酸，就好比韩剧看多了，剧里面的情节引人入胜、结局美好动人，但是一回归现实世界就吐槽自己的另一半咋就没法像电影里头的主人公一样魅力四射、浪漫体贴。可是，这又能怪谁？法国的中央行政集权长期用行政监管大包大揽民众们的公众政治生活，包括大多数作家在内鲜有机会参与真正的政治生活，作家们就只能运用文学家独特的想象能力去构思理想社会蓝图，吸引不满现实的人们将目光投向未来，渐渐脱离现实，失去改良社会的耐心，那么冲突暴力的手段便派上了用场。

三个主体的强弱变化，中央行政集权制的不断强化，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恶果，都让法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和社会舆论民情沸腾，只需要一点点火星就能点燃这个巨大的火药桶。终于，革命运动在1789年爆发了，史称1789年法国大革命。

革命之后呢？法国逐渐沦为各种政体的试验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党派争相掌权，自1789年大革命至1803年拿破仑称帝期间，短短十四年间法国人民先后经历了君主立宪时期、雅各宾派时期、吉伦特派时期、热月党时期、督政府时期等五个时期，不同时期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流血革命，直到拿破仑自1799年雾月政变掌握政权之后，法国的混乱政治局面得以控制。可是，拿破仑最终选择在1803年恢复帝国体制，而且还是法国人民通过选举将拿破仑称帝行为合法化。自法国大革命结束路易十六君主制以来，历史似乎重演，中央集权制从一片废墟中被法国人民捡了回来。

（二）大革命与中央行政集权体制

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法国大革命以更强大的专制告终，为什么会这样？再次翻开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民众由于从旧制度中继承了社会分裂所造成的阶级对立与国民之间的彼此敌视并由此生发出的对平等的渴望在努力促使中央集权制复苏。革命推翻了君主统治，扫除了封建残余贵族制（在另一方面就是解除了对中央集权制发展的一道障碍），但是法国人民在长期的中央集权制生活之下早已缺乏自治和享有自由的能力，再加上回想起革命带来的无休止动荡流血，法国人民最终更倾向于优先选择平等而不是自由，即使是奴役中的平等地位，至少也伴随着安宁，这就是拿破仑上台的社会基础。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到大革命的美好初衷是摧毁法国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以及绝对王权的专制，从而建立人人自由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的民主政治制度。尽管法国大革命最后还是偏离了这个美好的初衷，但是托克维尔还是在本书中给予大革命高度的评价。（可见于本书第三编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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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法学硕士/法学博士深度解读

专注于五院四系等国内一流法学院精品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