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雷：杀出一条血路|《师大法学》第3辑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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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在法学的版图内，任何一所有学术担当的法学院，往往都有本院主办的学术刊物、或俗称“以书代刊”的辑刊出版、或收入本院教员著作的学术文丛，以之确立本院在法学百花园中的学术地标。正是因此，在华师大法学“撤系建院”之后，《师大法学》的编辑工作随即提上我们的工作日程。学刊的编辑工作没有“一般将来时”，只有“现在进行时”，我们没有患上时髦的学术拖延症的奢侈，而是相信在实际的、具体的编辑过程中发现困难，解决问题，果然是事不宜迟，从萌发“师大法学”这个构想到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把《师大法学》从引号变成了书名号，头两辑已经先后在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上半年出版，现在又到了将第三辑的文章整理打包，发给出版社的时候了。

但仍然是很难，学刊能做到什么样，取决于所刊文章的品质如何。作为办刊的“老编辑”，我们当然清楚，《师大法学》至少现在还没有守株待兔的资本（当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任何一篇投稿的稿件），主动出击、定向约稿是解决我们目前好稿件稀缺问题的办法。但难就难在约稿上，在这个“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时代，高校教员普遍面临着压力山大的学术发表任务，按聘期或分年度要被考核，定绩效，而“青椒”群体在很多学校内都有所谓“非升即走”的当头压力。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一个暂时还未纳入评价系统的学刊，却又志存高远，想要展示出自己的学术面貌，甚至是示范一种新的学术气象，其难度可想而知。作为编辑，我们在约稿和组稿的过程中，时常想到的一句话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杀出一条血路”，曾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口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改革开放鼓舞人心，积蓄力量。1979年4月，邓小平在拍板要搞经济“特区”时，就对其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讲过：“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但这六个字，又不只是一种政治口号，它还包含了改革开放在中华大地上之所以得以启动和展开的政治策略。甚至可以说，这六字真言，凝练着中国政治家在这个曾一穷二白的大国里要做事，做成事的政治智慧，甚至提炼出可以为各行各业学习的人生经验，大到改革开放之涉及十多亿人口的家国大业，小到我们在这里办一个发行量不过千余册的学刊，中国的道理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一通百通，殊途同归的。学术评价体制迅速成为铁板一块，我们要想发挥任何“后发优势”，找到我们的“寸有所长”，那就要在一定的办刊周期内把《师大法学》定位为一种“特区”，暂时没有C字打头，我们反而可以轻装上路，走得通就走，走不通就改回来。

从第三辑开始，我们在办刊模式上做了一个自觉的调整：在坚持“自力更生”的既定前提下，我们开始引进外援。执行主编制，常见于国内由学术共同体所创办并维持的学刊编辑，它的好处在于权责明确，统分结合。从第三辑起，我们在执行主编制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我们开始探索院内和院外（一般是校外）的双执行主编机制。以第三辑为例，我们特别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郑戈教授，由他同我院田雷教授一起，共同主编了这一辑的《师大法学》。这么“引进外援”，所考虑的并不只是外来的学者可以帮我们多约个三五篇，而是希望借由这种合作机制，可以把《师大法学》作为“特区”的办刊优势灵活地运用起来。

《师大法学》之特，就在于它目前尚未进入主流的学术评价系统，因此是外在于学术评价体制的，因此我们就有从容的余地，说的具体些就是实打实的版面，来讨论在我们看来根本的法学问题。根本的未必是眼下看起来紧迫的，有时反而是“寻常看不见”的，因此不太入法学界主流刊物的法眼。接下来，每一辑由两位执行主编所共同打造的“专题研讨”，可以说是《师大法学》的特色和亮点。外来的学者会念经，这种合作执行主编的方式可以把每一辑的“专题研讨”做的再扎实些。若干年后大浪淘沙，若干辑留在我们的书架上，我们到时候可以再来总结，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一辑一个专题，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愿我们的研讨不会成为学术GDP中的一个分母而已。以本辑主题研讨的中国土地法制为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张泰苏、乔仕彤、彭錞先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英文学术专著，我们在此特别邀请他们，就他们专著所研究的问题继续写下去，相信这种专题研讨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利用《师大法学》的平台，推动我们对相关现实和理论问题的认识。

万事开头难：虽然第三辑已经完成了编辑的全部工作，第四辑的编辑也已全面展开，甚至未来的第五辑……也是如箭在弦，但在我们编委会的设想中，《师大法学》的这个头还没有开完，如何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考虑到我们的平台以及所能支配的学术资源，办好《师大法学》，我们仍在摸索，在杀出一条血路的同时，我们其实也在摸着石头过河。

最后加上一句绝非多余的话，请各位学界同仁和读者多加指教、支持和关照！

田雷

2018年6月6日于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