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道德的必要性
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古老的还是现代的，都有着两种紧密相连的基石：一是经济制度，二是家庭制度。这两种力量如同大地上的河流与山脉，彼此交织，共同塑造着人类的生活。如今，有两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在世间涌动：一股认为万物皆源于经济，另一股则认为万物皆源于性或家庭。前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后者则是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然而，我并不完全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因为我相信，经济与性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工业革命对性道德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清教徒的性道德又在心理上为工业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这说明，经济与性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难以简单地用因果链条来解释。
在我看来，经济的核心任务是让人民获得温饱。然而，在那些只为个人利益而追求温饱的人群中，温饱的需求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真正驱动人们对温饱追求的力量，往往是家庭的存在。因此，随着家庭制度的变化，经济的目标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如果孩子们不再由家庭抚养，而是由国家像柏拉图所设想的共和国那样负责养育，那么人寿保险和大多数私人储蓄都会大幅减少，甚至消失。这意味着，如果国家承认了父权，那么它实际上将成为唯一的资本家。有些学者常常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现有的家庭制度还能否继续存在？尽管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私人财产与家庭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使得我们难以厘清其中的因果关系。
社会的性道德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初，它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积极制度，如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随后，法律的干预逐渐减少，舆论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性道德完全取决于个人的选择。除了苏联之外，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性道德和性制度是由纯粹理性决定的。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制度完美无缺，而是指这些制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迷信和传统的束缚。至于从大多数人的幸福出发，究竟什么是最高尚的性道德，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答案会因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工业化社会和原始农业社会中，答案是不同的；在医学发达、卫生条件良好的地方，和在瘟疫肆虐、死亡率高的地方，答案也是不同的。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是最高尚的性道德，也会因物质条件、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产生许多变化。
自古至今，性道德对个人、夫妻、家庭、民族乃至国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我们审视某一种特定的制度时，必须全面考察其多方面的影响，才能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性道德对个人的影响，这主要基于心理分析。性道德不仅影响一个人成年后由法律裁定的行为，还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壮年时对法律的遵守观念。古代的禁忌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是独特而直接的，我们讨论的重点自然是个体的幸福。性道德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个人的心理健康，但也可能带来压抑和痛苦。
其次，我们探讨男女之间的关系。某些性关系显然比另一些更有价值。许多人认为，如果性关系更多地建立在心理基础上，而非单纯的生理需求，这样的关系更加完美。诗人们常常歌颂这种情感的深度，他们教导我们，更多的性关系能够增加爱情的价值，但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大多数现代人倾向于认为，爱情应该是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因此，除非有特殊原因，一夫多妻制不应被视为理想的家庭模式。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婚姻本身，还要考虑婚姻之外的各种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同样受到婚姻制度的影响。
再其次，我们来探讨家庭问题。家庭组织的形式因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父权家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这种家庭形式的形成，与性道德的文明发展密切相关。在基督教产生之前，西方文化中性道德的主要目标就是提升女性的道德水平，从而确保父权家庭的稳定。没有这种道德文明，父权家庭无法存在，因为无法明确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对男性道德的贡献在于其禁欲主义的教义，而在现代社会，这种影响因女性的嫉妒而进一步加强。女性的嫉妒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约束男性的方式是暂时的，因为女性真正追求的是一个能够给予男女平等自由的制度，而非仅仅是束缚男性。
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婚姻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婚姻由男女双方自主选择，有的则由父母包办。在一些地方，新娘是被购买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如法国，新郎则是被购买的。离婚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天主教禁止离婚，而在中国过去的制度中，丈夫可以因为妻子爱唠叨的理由而休妻。在两性关系中，忠诚不仅是人类的美德，在动物界也是如此。为了物种的延续，雄性在抚养后代时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例如，雄鸟在孵化鸟卵时必须持续地卧在鸟卵上保持温度，同时还需要每天花费大量时间觅食。在这种情况下，雄性的合作是必须的，因此大多数雄鸟成为了道德的典范。在人类社会中，父亲的参与对子女的成长也是一种巨大的付出，特别是在动荡的时代或民族中。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父亲的角色正逐渐被国家所取代。许多人认为，父亲在生理上的贡献可能会逐渐减弱，尤其是在劳动阶层中。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世袭的标准将彻底改变，因为母亲将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柏拉图更进一步，他不仅提议用国家替代父亲的角色，还要替代母亲的角色。我对柏拉图的这一构想持保留态度，因为我既不是国家的狂热拥护者，也不完全支持孤儿院的模式。此外，有限的经济承受力也使这一构想难以实现。
法律与性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关联：一方面，法律执行社会所认可的性道德标准；另一方面，法律保护个人在性范畴内的基本权利。后者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保护女性和未成年人免受欺侮和暴力，二是预防性传播疾病。然而，由于这两方面的工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
首先，尽管我们曾经发起过反对卖淫的运动，并通过了一些相关法律，但这些法律往往过于严厉，容易被犯罪分子钻空子，甚至成为敲诈无辜者的工具。其次，由于传统观念认为性传播疾病是对罪孽的正当惩罚，导致我们未能采取有效的医学措施来防治这些疾病。同时，人们普遍认为性传播疾病是难以启口的话题，往往选择隐瞒病情，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最后，我们来谈谈人口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主要包括母亲和孩子的健康问题，大家庭和小家庭对儿童性格的心理影响。这些问题大多属于卫生范畴。此外，还有个人和公共的经济问题，如家庭中的个人财产问题，社会与家庭的关系问题，社会人口的出生率问题。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人口问题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的影响。还有优生学的问题，即不同地区不同出生率和死亡率对人种改良或退化的影响。在我们没有全面了解这些问题之前，不能轻易对任何性道德做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那些所谓的社会改良家和极端分子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最多两面，很少有人能够将个人观念和政治观念结合起来进行全面考虑。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某一方面比另一方面更重要，也不能预设一个从个人角度看是好制度，从社会角度看也一定是好的，反之亦然。
在我看来，大多数时代和地方的道德因素已经使人们接受了那些包含着不必要的残酷性的制度，即使在那些自称为最文明的民族中，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我相信，医学的进步已经使性道德无论从个人还是社会的角度来看，都变得更加合理。同时，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正逐渐将父亲的地位推向历史上的最低点。因此，我们在批评现代道德时，应该承担起两个任务：一方面，必须清除那些经常是下意识的迷信成分；另一方面，要注意那些使前人的智慧变得愚蠢，而不能成为现代智慧的新因素。
为了预测现行制度的发展趋势，我将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那些过去存在过的，或在相对不文明的社会中至今仍保留的制度。这些制度往往带有浓厚的原始色彩，反映了早期人类社会对性的认知和规范。
第二，西方文明中通行的制度的特点。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念，但它们也并非尽善尽美，存在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第三，这些制度必须改革的地方及其理由。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结合现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合理的改革建议，以期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和人性化的性道德体系。
性道德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滋养着人类文明的繁衍与发展。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深入探讨这一复杂而敏感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