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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版)刘承毅、李欣|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CUEBJOURNAL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4-09-0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3年第3期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作者简介

刘承毅(1984—),男,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讲师;李欣(1996—),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关键词

数字技术;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引用格式

刘承毅,李欣.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25(3):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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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过度依赖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负债的传统发展模式,导致资源能耗严重、生态环境破坏和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国家提出“双碳”目标,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着大数据、5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有效利用智慧型数字化监管手段提高政府监管效率,还可以消解信息不对称障碍进而提高公共治理能力。数字技术是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政府规制效能水平的时代要素,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协调发展,能够有效实现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绿色转型。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和优化升级可直接依靠要素、投资和创新等因素驱动,在“双碳”目标约束下,也可间接通过环境规制手段来实现。其中,环境规制不仅包括政府强制实施的正式环境规制,也包括依靠民间环保组织、新闻媒体舆论和公众环保意识等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据此,本文将环境规制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嵌入数字经济视阈,探索数字技术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调节机制。

二、创新之处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考虑到制造业碳排放中的现实问题,研究数字技术驱动下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效应。高碳制造业是传统制造业门类中对碳排放贡献最大的特定细分行业,合理界定高碳制造业的内涵与范畴,厘清促进其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和路径,是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第二,在数字技术调节效应下研究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与效果。数字技术不仅赋能政府,也能够通过缩减信息传递层级和化解信息不对称障碍,赋权其他主体,实现环境规制协同,最大限度确保环境规制的政策实施效果。
第三,着眼于环境规制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机制分析。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实证考察数字技术能够通过赋能政府、赋权其他主体,提升环境规制效能并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第四,基于“提能”和“增权”双重维度,研究技术赋能条件下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对跨越数字鸿沟、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加快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在区域间的协同推进提供政策参考。

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技术与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关系,并考察了数字技术赋能条件下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为:(1)环境规制能够倒逼高污染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2)数字技术能够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且数字技术能够赋能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进而推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3)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5G网络、物联网和大数据等为引领的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广和普及,推动高碳制造业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并逐渐打破资源瓶颈约束,进一步推进数字设备在生产中的创新,加快数字化技术改造向工业生产端渗透,高标准高效率推进 “数字中国”建设,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同时利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引导和推动制造业生产经营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第二,提升环境规制政策的倒逼作用。借助严苛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提升高碳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倒逼高污染制造业企业低碳转型,同时强化数字技术对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新技术、新产品的智力支持,实现数字技术与正式环境规制政策协同推进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第三,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低碳发展的协同机制。由于环境规制政策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同时数字化技术具备高度渗透性和融合性特征,当地政府推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会影响到邻地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和减碳效果,因此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区域治理污染的协同机制,构建跨区域性的反映节能、治污、减排功能效果的协同预警监测体系,以更好地监察督促区域高碳制造业实现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目标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第1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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